在過去十五年裏，美國學術界和政界對美國社會面臨的家庭、婚姻、宗教、教育和種族關系等領域的新變化（有人稱之為“危機”）所引發的爭論大抵是以文化的面目出現的。文化多元主義也罷，多元文化主義也罷，反正這場“文化戰爭”是美國社會的各種族間、宗教信仰間的文化差異造成的；而美國社會的種族構成又是美國的移民文化帶來的結果。因此，人們自然把“文化戰爭”（至少是部分地）歸因于新一輪移民潮。在考察新移民潮與“文化戰爭”的關系時，一些新因素不容忽略：比如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非法移民和新移民受教育的程度等。
　　美國有學者用“文化不滿”（Discontent）和“文化抱怨”（Complaint）來描述美國主流社會對美國價值觀是否式微的關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差異和文化不滿——當代美國社會的文化沖突和及共同點》（Diversity and its Discontents——Cultural Conflict and Common Ground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尼爾·斯梅爾瑟等編）彙集了一系列專題論文，代表左右兩派學者的意見。論文集裏的左右兩派都認為美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保守派抱怨美國社會已處于不團結的分裂狀態，前所未有的社會發展“正在瓦解民主社會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同質（Cultural Homogeneity）”。這“前所未有的發展”當然包括以每年一百萬數量進入美國社會的移民發展。與保守派相對立，激進派則認為“共同文化價值觀”的終結是一件好事。他們覺得移民帶來的文化多樣（Diversity）和文化差異（Difference）所構成的恰恰是社會道德的善良（Moral Goods）；認為主流社會硬把移民文化的差異與所謂的“共同價值觀”（Shared Values）相連是文化壓迫（Oppressive）之舉。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近年展開的“文化研究”強調研究“文化霸權”（Hegemony）和文化統治（Dominance），說明學者們意識到構成美國社會的各種族文化意識的覺醒。這些與新移民潮對美國種族構成比例的影響不無關系。
　　任何文化沖突（或稱意識形態沖突）背後一定隱含著政治經濟利益沖突。自１９７３年起至“文化戰爭”熱火朝天地爆發，許多美國人的經濟收入在下滑；那些年也是美國社會貧困問題、毒品問題、犯罪問題日益嚴重的年代。美國社會的各種利益沖突累積到九十年代，新移民就很容易成為靶子。新移民願意在低工資的條件下工作，美國藍領白人認為這影響了他們的飯碗。有意思的是，利益沖突導致沖突時，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總是成為爭論的幌子。美國有史以來，每當一輪移民潮達到高峰時，社會的主流派總是要問：移民們會不會拒絕美國價值觀從而毀掉我們的國家？他們會不會形成選舉勢力（Vote As A Block）從而瓦解我們的民主制？新移民會不會把他們的宗教強加給我們？新移民會不會保留自己的語言，終使英語成為少數民族語言？與之相對應的當然就是同化問題。自六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就經曆著主流價值觀的“非原始化”（De-primordialization）過程，這一擺脫狹隘觀念的文化運動使“同質”說和“喪失種族特性”（Ethnic Deracination）說都不那么令人矚目。所以有學者說新移民在多元文化前提下的融入美國社會是合理的。美國思想界的保守派描繪移民和多元文化主義時總是用“失控的社會問題”這樣的字眼，他們看到的只是異端價值觀和對美國式生活方式的威脅。他們拿美國社會目前的文化異質（Heterogeneity）和沒有種族差別的“經典共和”理想中的同質美國文化相比較，認為共同約定的價值觀更有利于建設“好社會”。
　　美國的保守派忽略了一個事實：移民們及其子女自身渴望成為“美國人”的強烈意願。這種願望導致“一切種族文化制度的弱化”。當然，移民們心目中的“美國普世主義”是有他們自己的理解的，有著更多元多種族（Pluralistic and Multiethnic）的色彩。移民的融合進程較以往速度加快與美國“主流”和“白人”知識分子的種族傾向淡化也有關系 。此外，影響融合進程的還有主流社會在教育領域對少數族裔所作的妥協和美國宗教生活的世俗化。
　　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是以社會運動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八十年代以後，左右兩派的文化沖突代替了社會運動。所以，觀察這一時期以來的美國“文化戰爭”不宜囿于左右兩派的觀點，對這場“戰爭”所描述的極端景象和美國社會存在的所謂“危機”要有自己的判斷。盡管有新移民潮和多元文化主張的影響，美國社會制度安排的延續還是存在的。右派的警告和左派的烏托邦都阻擋不了六十年代以來的美國社會改革。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和文化，美國人也在尋找新的模式以緩解沖突。所以，美國人的共同價值觀終結說與新移民瓦解美國民主制度說尚為時過早。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