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捐款幾乎是天文數字，每年捐的錢，相當于丹麥、挪威等國家一年的生產總值。美國人的捐獻像是在進行一場冠軍賽，20世紀80年代，商業大亨郎埃圳捐了3000萬美元；90年代，有線新聞網總裁特納捐給聯合國10億美元，而他總共才有30億美元資產。在20世紀結束前，美國捐款冠軍是微軟總裁蓋茨，他曾一次捐了20億美元，更新了美國所有中學圖書館的電腦。

普通人的善心

初看到這些捐款報道時，人們以為美國的億萬美元捐款都是出自一些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他們錯了。據統計，美國一年4億美元的捐款，80%是個人捐的，70%來自普通人。

在特納宣布捐出10億美元之後不久，83歲的遺孀斯考特走進舊金山市區經常為她看病的醫生的辦公室，遞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給這個醫生主持的“學生基金”。斯考特是個黑人，她每月領取的養老金等不過851美元，這1000美元是她省吃儉用4年攢下的積蓄。

1997年11月，新澤西州的居民包葉爾中了“六合彩”，金額1100萬美元。這位從沒結過婚的72歲老人，平時總是准時到教會，但這次她遲到了。教友以為她中了頭獎，不會再來教會，但彌撒開始20分鍾後，她蹒跚地走進教堂，解釋說她的舊汽車半路抛錨，要送到車行修理。隨後她宣布，把“六合彩”的獎金一半捐給教會，一半捐給當地救火志願隊和救急隊。

《時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在被問到中了“六合彩”怎樣花這筆錢時，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分金額捐給慈善事業。

打破國界的捐贈

還有來自千千萬萬普通人每月幾元、幾十元的固定小額捐款。帕瑞德默小姐每個月給一個環保組織捐5美元，已持續了25年，她說：“捐獻是我和世界的聯絡渠道。”碰上災難性事件，美國人捐款更是踴躍。幾年前，俄克拉何馬州聯邦大樓被炸，加州矽谷26歲的金融分析師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共計53847.8美元，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數額。全公司幾乎人人捐款，金額達到10多萬美元。

全國各地捐款、捐物和要求獻血電話之多，會使當地赈濟機構應接不暇。“美國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于募捐組織者會把錢轉捐到其他項目上。像特納捐給聯合國10億美元一樣，美國人並不是都把錢捐給自己的國家，而是捐給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饑民、索馬裏的災民、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難民、還有中國大陸的洪水、中國台灣地震中的災民……都是美國人捐贈的對象。以1996年為例，那一年美國人平均每戶捐出了1017美元，相當于每戶捐出了全年收入的2.1%。

捐獻背後的心理和文化

紐約一位研究捐獻的心理分析學家說，事實上，是否捐款和個人的經濟條件沒有必然的關系。很多美國人之所以捐款，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回饋社會的意識，並認為很多事不應該由政府管，而應該交給社會。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國的主要名牌大學都是私營的，靠捐款運轉。像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等名校，每年的預算都達幾千萬美元，絕大部分來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來自該校畢業的學生。

東方人的觀念是，人死了財富要留給兒女、親屬，但美國人卻不以為然。1986年居住波士頓的81歲的紐伯格去世時立下遺囑，把全部560萬美元的財產捐給美國政府。這位猶太老人當年為逃避納粹來到美國，他的妻子已去世，有3個成年子女。雖然對于年度預算高達1.5萬億美元的美國政府來說，500萬美元只夠政府維持運作兩分鍾，但對紐伯格來說，已經盡了力。

1994年，89歲的著名出版家唐納·米勒死後留下高達900萬美元的財產。根據他的遺囑，除了留給妻子100萬之外，他的財產全部捐給了慈善基金會，而對三個成年子女未留分文。

貢獻時間：另一種捐獻

美國人不僅捐獻金錢，更捐獻時間。義工早已是美國一個普遍現象。例如，1993年的“國際海岸清潔日”，全美有22萬義工在幾千裏海岸線和河邊清掃掉了2400噸垃圾。1993年的冬天，舊金山北部小鎮帕塔魯馬的一名12歲的女孩失蹤，小鎮民眾自發地成立了“尋找中心”，參加尋找的義工多達1500多人。要知道，小鎮全部居民才4.6萬人。

1995年7月初，來美國康涅狄格州麥迪遜鎮參加“殘障人運動會”的尼泊爾運動員馬利溺水失蹤。當地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組成人牆，在海岩岸邊水裏進行過濾式篩找。

（資料來源：楓葉東方）